盧安迪's 的頭像

《信報》專欄作家

教育有多少「信號」作用?

《信報》自由的國度:喬治梅森大學(George Mason University)經濟學系教授、我的朋友Bryan Caplan近日推出了一本書,題為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,引起不少關注和討論。其實,書名不太準確,因為這本書不是反對教育本身,而是倡議取消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資助。

雖然我因自然權利(natural rights)的考慮而不能支持政府資助任何東西,但從實際效果的角度而言,我一直以來的著作都強調高等教育——尤其是博雅教育——的社會價值(無論在非經濟抑或經濟層面)。

Caplan教授在本書則探討高等教育的社會價值被高估的一面,跟我的側重點相反。儘管如此,我仍希望持平地介紹書中的論述,以供思考。

不少數據都似乎顯示,高等教育裝備學生迎接職場挑戰,成效卓著。根據2011年的研究,美國大學畢業生的生涯總收入比非大學畢業生高出84%。在美國讀大學的投資回報率約為15%,而香港則更高,超過20%,足令職業投資者稱羨。

教育並非全為增值

然而,投資教育的個人回報又是否意味着社會回報呢?Caplan指出,教育之所以能提升收入,有「增值」和「信號」兩個可能原因,前者可以轉化為社會效益,後者則不能完全轉化。顧名思義,「增值」就是指教育增加了學生的知識和技能,使人力資本有所增長。但「信號」又是什麼呢?

經濟學把歧視分為「品味歧視」(taste-based discrimination)和「統計歧視」(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)。假設你被一個奇怪的外星人追殺,外星人要求你在街上找一個路人跟外星人比賽籃球,如果路人勝出,外星人便放過你。如果你面前有一個60幾歲的男人、一個20幾歲的男人(兩人身材相若),你在電光火石之間會選誰呢?......(節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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