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第五十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，落在兩位美國經濟學家身上，他們是六十二歲的保羅．羅馬（默；Paul Romer）和七十二歲的威廉．諾德豪斯（W. Nordhaus）。前者長年在史丹福任教，現職為紐約大學史端學院教授；至於諾德豪斯，涉獵經濟學的人，莫不知其名，以森穆遜那本學子必備、寫於一九四八年的教科書《經濟學》，一九八五年第十二版便加上這個名字；此書大約十年前出第十九版，每版銷量都達二、三十萬冊，諾德豪斯因這本暢銷書而名揚象牙塔內外。

羅馬和諾德豪斯的得獎，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的「讚詞」，是他們分頭研究但殊途同歸︰「就市場經濟為何與自然和知識互動建立了研究模型，擴大了經濟學的範疇，對科技創新和氣候變化的因果，提供了基本看法。」非常巧合，聯合國的「氣候變化委員會」（IPCC）同日發出警告，提示各國必須及時採取積極行動，應對大變的氣候，彰顯了這兩位經濟學家研究成果適時的重要性！和以往多屆不同，今次的得主，學界似無微言，有人甚至把他們與《原富》、博弈論及資訊經濟學的貢獻相提並論。其受業界重視與讚賞，是顯而易見的。

羅馬（出身政治世家，乃父曾任科羅拉多州州長及民主黨黨主席）是筆者最有興趣的經濟學家之一，九十年代末至二○一六年底，在這裏介紹其學說的文章，少說亦有十篇；不過，談的均與如何「改善人類與自然的關係」無關。在筆者看來，羅馬的學術研究，範圍宏寬，見解新銳、精闢、實用。其經濟理論與中國經濟發展掛鈎，掛鈎人是筆者而非作者；其所創的「特設城市」（Charter Cities）與香港拉上關係，則是作者的原創，筆者只是加以闡釋並指出其謬誤罷了。

九七年一月下旬，本欄的「中國經濟發展要有突破」系列（共四篇），第二篇〈吸納新理論　走自己的路〉及第三篇〈保護產權　容許獨佔〉，（收《破英立舊》），主要便是向讀者推介羅馬的「新（經濟）成長理論」（New Growth Theory）。

以當年的經濟發展勢頭，筆者認為中國應汲取羅馬理論的精髓，以其有利中國「走自己的路」。當時筆者這樣寫道︰「依照目前經改的勢頭，中國經濟日趨蓬勃，是可以肯定的；不過，由於主觀條件有別、客觀環境已變，因此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，不能依循這些亞洲經濟先進的足跡。在五、六十年代，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屬於生產成本低廉的落後地區，她們的產品剛好迎合世界最大消費市場美國的需求，出口暢旺終於成就了這些地區的經濟繁榮。

「通過大量出口，確是經濟落後地區『致富』捷徑，可是，和二、三十年前不同，貿易赤字以至失業問題，令先進國不知所措，雖然經濟學家一再指出貿易逆差不足懼，自由市場最終會紓解失業率高企的困擾（美國是一個現成例子），但為了迎合短視選民的訴求，民選政府的經濟策略，從經濟學角度看，幾乎都是短期有利長期有害的倒行逆施，結果本世紀初期大行其道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八十年代初期死灰復燃，到了九十年代變本加厲，配額、關稅甚至把貿易與政治掛鈎的保護手段層出不窮，令憑出口製造巨額貿易順差，長期而言，已非可靠的致富之道。

「由於八十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上全線崩潰，不得不走資求存，數以億計廉價勞工於是投入出口市場，令國際競爭白熱化。這種變化，雖不足以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構成威脅，但其發展速度放緩以至在出口上遭遇日多的困難，無法避免。

「其次是，『知識產權』的意念存在已久，惟把之落實為法例條文，是近十年間的事，保護知識產權現在已寫入世貿組織的章程，換句話說，和亞洲其他經濟發達地區不同，中國再不能步他們的後塵，依靠模仿、抄襲甚至翻版先進工業國的名牌產品建立本身的工業基礎。這種變化，意味中國要為經濟發展付出較大的代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