評黃仁宇《中國大歷史》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  

 

 

   馮天樂(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)

 

  

 

 

   《中國大歷史》是史學家黃仁宇所作,乃黃氏體現其大歷史觀的專著。此書既從經濟學、地理學的角度分析中國歷史,又用歐洲歷史與中國歷史互相比較,可謂厚積薄發,知識面廣。此書不只是寫給學者專家看的,而是為廣大民眾而寫的歷史著作,時代感比較強,加上此書論點新穎,用三百多頁的文字,將中國數千年的歷史用宏觀的視角呈現在讀者面前,因而廣受好評,引起人們的共鳴。

 

  

 

 

   長期以來,大陸史學界一直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,認為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,人類社會會由原始社會,奴隸社會,封建社會,資本主義社會,社會主義社會,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,每個社會階段都會比前一社會階段進步。(此即史達林所謂「社會發展五段論」)。黃氏突破了這種「教條化的歷史概念,使人們可以從一種嶄新的角度去認識和詮釋歷史。黃仁宇在書中並沒有使用那些舊有名詞,如「奴隸社會」、「封建社會」等,並且指出將清朝說成是「資本主義萌芽」的階段,實無意義,等於說不稱一個小孩為「小孩」,而勉強叫他做「預備成人」。當時恰逢人們對馬列主義的信仰日益薄弱,社會普遍輕視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史學及其它社會科學,結果產生「史學危機」。他質疑「封建社會」一類概念,打破了史學的「范式思維」,在大陸思想解放運動中產生了積極的作用。

 

  

 

 

   更為重要的是,黃氏主張應該壓縮卷帙浩繁的歷史資料。「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,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,和西歐史與美國史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,才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。」[6]

 

  

 

 

   黃仁宇之所以運用歸納法,是由於中國歷史資料浩如煙海,如果不把它高度濃縮,則會有「毫無體系」、「互相矛盾」之感。而且,在歷史上,有許多「技術上的變數」,對歷史的發展,可說是微不足道,把這些東西加進去,反會使得讀者惘然無緒。因此使用歸納法就是要抓住主體,摒棄雜蕪。如今學術界普遍重視微觀研究和繁瑣考據,黃氏的「大歷史觀」無疑為歷史研究另闢蹊徑。黃氏強調研究歷史要抓大放小,因為「大歷史」不僅是一種治史的眼界,也是史學家應有的胸懷。

 

  

 

 

   還有,黃仁宇力圖從地理、氣候和經濟等角度,探討中國歷史的進程,打破了「治亂興亡」、「朝代興亡」的思維定式,例如他認為秦朝的統一終止了青銅時代,開創了中央集權的統治,大業所成是自然力量的驅使,包括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和豐沛雨量的季侯風。

 

  

 

 

   黃氏又運用比較法研究歷史。他使用今天的概念與歷史上的觀念比較,從而指出某一歷史事件的特性,同時亦發表了作者的議論。例如他在敍述宋代王安石變法時,運用今日的財政、金融管理觀念去作比較,於是得出王安石的改革基本思想「與現代讀者近,反而與他同時人物遠」的結論。

 

  

 

 

   另外,從研究的目的去劃分,歷史學大體上可以分為純研究和求務實兩大派。前者標榜避免現代人的價值侵入研究,力求還歷史的本來面目;而後者則相反,為解決當代人的問題去研究歷史。黃氏的研究顯然屬於後者,他質疑學習歷史是否能夠學以致用。「而一旦授有學位,作為人師,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歷史,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,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後,不免捫心自問: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制度到何程度?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?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(韓非子)同受業者有Li Ssu(李斯)其人,他曾鼓勵Shih-huang-ti(秦始皇)焚書,後又為宦官Chao Kao(趙高)所構殺?Empress Wu(女皇武則天)的一生事蹟僅是『穢亂春宮』?對我的學生講,除了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(凱薩琳二世)比較,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(慈禧太后)比較,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?」[7]

 

  

 

 

   他希望通過講述中國歷史,幫助學生「安身立命」。他把現代社會提出的重要問題放在首位,透過不同題材的研究,為現代人尋求歷史的答案。這也是此書的寫作目的。

 

  

 

 

   然而,「大歷史」強調用較長時段來觀察歷史,注重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,只是為我們提供了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,我們決不能將其視作能夠解釋一切的萬應靈丹,如在歷史研究中的地理環境決定論和人口決定論一樣,它們都有其合理性,但亦有其局限性,故絕不能攻其一點,不及其餘,更不可以偏概全。例如秦能統一六國,氣候因素只是諸種因素之一,但不能只講此點,而忽視其他因素,例如秦自商鞅變法以後,法度嚴明,生產力大有發展,而六國君主為求苟安,割地賂秦,終為其分化瓦解,逐一消滅。

 

  

 

 

   黃氏的學術觀點有二—唯物史觀和「大歷史觀」。前者重經濟輕理念,排拒意識形態,界定一個國家和地區落後與現代的準則是用「數位」而非道德治理。後者以一個世紀或朝代為單元,用歸納法綜合之。既然遠觀百年的發展,只看最後的總賬,對整段期間內個別的人和事大可一笑泯恩仇。

 

  

 

 

   黃氏這種歷史觀的缺點是過分強調經濟的作用,忽視道德和人情在推動中國歷史進程中的重要作用,更為重要的是,這種過於「宏觀」的治史方法,有以百姓為芻狗的非人性化之弊。以此視角觀之,則反右、大躍進、文革,不過是大歷史締造過程中的偏差,就如天然災害之不可避免。日常的矛盾衝突更是歷史長河中的微波,即使導致人命財物的損失,也轉眼即逝,無關緊要。這種輕視人命,忽視統治者責任的價值觀實在值得商榷。試想,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決策失誤,那麼中國就不會有五十五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,就不會有餓死數千萬人的大饑荒,更不會有摧殘文化,禍延數代的文化大革命,造成這麼多人家破人亡。黃氏斷言人類的行動在大範圍內展開,只循著若干因果關係,不能被各人的意願所左右,更難因著他道德上的希望而遷就。[8]

 

  

 

 

   在「歷史不可抗拒的力量」的前提下,人類所能為力的相當有限,這無疑否定了人類行為對歷史發展的影響,這就容易抹殺了歷史偉人所起的關鍵作用和傑出貢獻了。

 

  

 

 

   所謂「歷史的

 

  

 

 

   長期合理性」是否確實存在也是一大疑問。到底要多久,才算是「長期」?在「歷史的合理性」終於展現之前,到底還要付出多少犧牲?這種「合理性」,就如共產主義的「終極目標」或基督教的「天國」一樣,可望而不可及。事實上,用所謂「長遠利益」來否定「當前利益」,用未來共產主義天堂的幸福生活安撫人民,叫人民忍受現實的饑餓、貧窮和苦難,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欺騙人民的把戲而已。

 

  

 

 

   因為「歷史的長期合理性」不在乎時間長短,只以「最後」的結果衡量歷史的功過是非,而那所謂「最後」,是可以不斷延長的。只要「最後」達成了某個目標,不論付出多少代價,耗費了多少光陰,從長期來看,都算是合理的。這種觀點容易落入「目標只要高尚,手段可以卑鄙」的誤區。

 

  

 

 

   此外,黃氏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也有一些闕失,如他認為《紅樓夢》帶著唯美的色彩,過度地追懷過去,過於感情化,過於女性味;《儒林外史》極端諷刺,卻好像一部論文集。[9]在歷史研究中如此評論文學作品,未免有些不倫不類。因為《紅樓夢》既然是一部小說,自然要有感情,而且它以描寫女性人物為主,故不存在過於「感情化」和「女性味」的問題。至於《儒林外史》的文學價值也決不會低到像一部論文集,如它描寫範進中舉就把科舉制度對讀書人的戕害刻劃得維肖維妙。此外,他在談及明初歷史時,說朱元璋的文官組織充其量也不過8000人,薪給之低,即依中國的標準看來,也算特殊,因為朱元璋自己以農民而為天子,在他的心目中,官僚之為人民公僕,就必定要照字義上成為公僕。在類似情形之下所有稱為「吏」者,也另成一系統,尚且是官僚組織之下層。多數的吏員系奉召服務,一般不給酬,如果他們有薪給的話,最多亦不過維持家室的食米而已。[10]

 

  

 

 

   誠然,朱明朝官員的薪俸是中國歷史上極低的,但說朱元璋視政府官員為「人民公僕」,則絕不可能。因為當時顯然沒有「公僕」的概念,官吏是老百姓的「父母官」,他們不是「為人民服務」,而是「為民作主」。此外,他將中國歷代王朝劃分成三個帝國,這不但抹殺了不同朝代之間的差異性,而且中國根本沒有帝國之概念。它只是以天朝上國自居,要求諸國俯首稱臣,確立宗藩關係,對這些藩屬國並無領土野心,與西方那些侵略、瓜分弱國,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不可同日而語。總括而言,此書最大的貢獻,在於打破傳統史家以人物和斷代為中心的研究方法,首倡以「大歷史」的宏觀視角觀察歷史,並且用經濟學、地緣政治學等跨學科切入研究中國史,提出了「數目字管理」等新概念,實在值得肯定。但其缺點是過分重視技術層面的因素,在摒棄意識形態之余,將道德和人情都拋棄了,這是不應該的。畢竟,歷史是人類構成的,如果研究歷史不著眼于如何增進人類的幸福,批判禍國殃民的統治者和苛政,則歷史研究必然失去其應有的意義。

 

  

 

 

   [1] 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97年),頁2。

 

   [2] 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97年),頁1-2。

 

   [3] 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97年),頁211。

 

   [4]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,頁238。

 

   [5]同上,頁191。

 

   [6] 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97年),頁2。

 

   [7] 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97年),頁1-2。

 

   [8] 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(北京:三聯書店,1997年),頁211。

 

   [9]黃仁宇:《中國大歷史》,頁238。

 

   [10]同上,頁191。

 

  

 

 

所有評論

巨浪 - 2019年04月30日 06:50

中國歷史的最大特色是中國人一直沒有基督信仰。

 

巨浪 - 2019年04月30日 08:29

中國歷史上有兩大基督徒,第一位,洪秀全,第二位,蔣介石。下場凄慘。

 

養珠樓主 - 2019年04月30日 08:39

聞說宋子文,孔祥熙也是基督徒,未知下場如何?

巨浪 - 2019年04月30日 17:53

宋子文,孔祥熙之流乃民國大貪官,死後有審判,下地獄,被火燒,好傪!

 

巨浪 - 2019年04月30日 17:55

喜見養珠樓主回歸信壇,樂也,樂也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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