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革浩劫責任誰屬?

作者:馮天樂  (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博士)

   

    文化大革命距今已經53年了,這場政治運動是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,除了大批知識份子和平民百姓遭受迫害,家破人亡之外,劉少奇、鄧小平、彭真等中央領導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打擊,劉少奇更被折磨致死,鄧小平則被流放江西。1981年11月,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〉認為:「歷史已經判明,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,被反革命集團利用,給黨、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」。筆者認為,對於這場給全國人民帶來沉痛苦難的空前浩劫,毛澤東當然要負最大責任,但很少有人注意到,除了毛澤東、林彪和四人幫等人大力推行極左路線,整肅大批黨政幹部之外,文革中被打倒的劉少奇、鄧小平等「走資派」,也要對文革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,連受群眾擁戴和官方稱頌的周恩來總理,也參與對同僚的鬥爭和迫害。可以說,劉少奇、鄧小平既是文革的受害者,又是文革的加害者。現在已經有很多檢討文革成因和教訓的文章,但卻鮮有探討除毛澤東、林彪和四人幫之外,其他領導人應對文革負有何種責任。劉少奇、鄧小平、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究竟起過什麼作用,使運動的發展愈演愈烈?筆者認為,研究文革這段極為複雜的歷史,應採取宜細不宜粗的方法,仔細探討當時中央領導人的角色與作為,方能正本清源,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,只有這樣,我們才能在認清真相的基礎上總結文革的歷史教訓。

   

     據RoderickMacFarquhar(馬若德是他的中文名字,麥克法誇爾是國內音譯)《毛澤東最後的革命》記載,從1966年3月4日到4月8日,在鄧小平、彭真、葉劍英的共同主持下,來自軍隊不同部門的42名高級幹部開會批判羅瑞卿。由於不堪忍受對其個性和行為的殘忍抨擊,羅在3月18日試圖自殺。3個月後,劉少奇向黨外知名人士作了十分冷酷的報告:

 

     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,受了點傷,沒有死,現在住在醫院裏。本來,自殺要有點技術,應該是頭重腳輕,他卻是腳先落地,腳壞了點,頭部沒有傷。(鄧小平: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,跳了一根冰棍)他的這種行動······

是嚴重地對抗黨······毛在杭州的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期間從電話中得知了這一消息

。他的直接反映是問:「為什麼跳樓?」接著評論道,「真沒出息!」在接下來的會議上,羅的批評者對著他坐過的空椅子喋喋不休地進行著抨擊。羅幹了一件對其敵手有利的事情;他企圖自殺,讓那些即使對其罪名有懷疑的人,也撫慰了自己的良心,因為羅既然可以用自殺的方式背叛黨,那他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背叛黨。

 

    4月12日,周、鄧、彭致信毛澤東,告訴他對羅的審查已經結束,有關「錯誤」的報告已經起草完畢。這是彭真在重蹈羅的覆轍之前進行的最後一次官方活動。

   

    筆者從宋永毅主編的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中讀到一份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朱德紀要〉,該文件詳細記下了文革開始後第七天(1966年5月23日),劉少奇就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批判朱德。

   

    因為對批判彭羅陸楊持消極態度,朱德首先被責令作檢討說:「我過去的錯誤已經作過兩次檢查,第一次是在高饒問題發生以後,我在會上作了檢討。第二次是彭德懷問題發生後,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檢討,那次檢討比較長一點。」朱德接著又講了他過去的錯誤,即二十年代井岡山上的問題和紅軍第四軍「七大」的問題。張鼎丞、林彪、陳毅、周恩來先後發言和插話。陳毅批判朱德歷史問題的發言很激烈很長。

       

     陳毅說:「朱德我要問你:你是不是要搞政變?」

     朱德說:「搞政變我沒有這個力量,也沒有這個膽量。」

     陳毅說:「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,當皇帝。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。你野心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非常大。」

     朱德為自已辯解說:「說到現在我是不是有野心?我八十歲了,爬坡也要人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家拉,走路也不行,還說做事?······事情我是管不了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更不要說黃袍加身。我對於我們這個班子總是愛護的,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總是希望它永遠支持下去。」

   

    周恩來先作自我批評,然後批判朱德說:「反對毛主席我都領導過。甯都會議也是我領導的。雖然弼時同志從後方來了,因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員代替了嘛。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。王明路線我也犯了,四中全會我也參加了。所以我最大的過錯是1931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這4年之長。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。然後洛川會議,然後王明回來。1937年底到1938年武漢時代,這都是路線性質的嚴重錯誤。當然還有其他錯誤。解放後還犯過反冒進錯誤等等。這幾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。至於朱德同志的賬那就更多了。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,都是盲動主義,軍閥主義,流寇主義。然後是立三路線,你也犯了。然後是王明路線4年,然後又是洛川會議。那時王明沒有回來,那還不是反對毛主席,你沒有領導?然後王明回來。第二次王明路線一直到六中全會,以後還有一些「殘餘」。幾十年歷史,朱德同志跟張國燾鬥爭,前一半應歸功於劉伯承同志的推動。如果沒有劉伯承同志在那裏,黃袍加身,你頂得住嗎?後一半是賀龍同志,弼時同志,關向應同志的共同推動,才北上了。如果沒有這些,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。解放以後,那多了。毛主席常說,高饒彭黃的事,你都沾過邊嘛。你到處發表意見,是一個危險的事。······我們不放心,常委中有這樣一個定時炸彈,毛主席也擔心。毛主席說過,你就是跑龍套,可是你到處亂說話。你要談話,得寫個稿子,跟我們商量。······所以你是不可靠的,是不能信任的。南昌起義,就是有錯誤嘛。我當著資產階級國家的元首尼雷爾的面說:南昌起義,我有錯誤。他聽了很為驚奇:你還有錯誤?那時錯誤嘛,城市觀點嘛。所以,今天我把我對你(朱德)的不滿告訴大家,希望你們監督。」

   

    (最後鄧小平宣布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,與會者一致通過。)

   

    1928年,朱德發動南昌起義,打響了對抗國民黨的第一槍,乃是紅軍之父,而周恩來、陳毅等人均與朱德同為革命老戰友。他們是朱德數十年生死與共的同袍,對朱德的批判尚且給此尖刻激烈,可見在當時黨內高層為圖自保,對同僚不惜落井下石,其革命情誼之淡薄也就可見一斑了。筆者認為,此時劉少奇、鄧小平尚未知道他們很快就會成為文革的鬥爭對象,所以心存僥倖,企圖透過批鬥自己的同僚,來證明自己緊跟毛澤東的戰略部署,從而將鬥爭的鋒芒引向別處。或許在他們看來,只要自己不與毛澤東正面衝突,毛澤東也奈何他們不得。陳毅無端指責朱德要搞政變,周恩來明知朱德已經八十歲了,爬坡也要人家拉,走路也不行,加上軍權長期被毛澤東架空,根本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為,還要說他是「定時炸彈」,更有落井下石之嫌。此後不久,北京許多高等院校,都掀起了矛頭指向校黨委的大字報運動。甚至新北京市委機關裏,也有人貼出了新任第一書記李雪峰的大字報。在外地,西安交大、湖北大學、武漢水運學院等院校也發生類似情況。6月3日,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決定立即向各高等院校派工作組。當時毛澤東不在北京。6月7日,毛澤東曾從杭州作電話指示:「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。」(劉國凱《文化革命簡析》)。筆者從宋永毅主編《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》中,找到一份〈劉少奇鄧小平六七月間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指示〉。從這份文獻中,可以看到劉少奇打算效法毛澤東,用1957年反右運動時的辦法,來鎮壓鬧事學生:

    師大一附中何方方等七同學貼大字報,反對工作組。為此,6月20日少奇同志找該校工作組長和參加工作組的幾個同學(包括他的女兒劉平平)談話,談話中說到:鬥爭中的中心問題爭取多數群眾,現在不能鬥劉超(該校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,黨總支書記)。內部不一致嘛!不一致就鬥,中間是要出事的。出現了說你(指工作組長)是黑幫的大字報,證明內部不一致,證明他們(指貼大字報的七位同學)對運動不滿。右派打著紅旗反紅旗。現在你們是二個司令部。這張大字報和善意的批評不一樣。你是組長,你是核心人物,這張大字報就是不要你來領導。現在人家向你進攻,人家向你採取攻勢了。這好嘛,敵人出洞了,這個蛇出洞了,你消滅他就容易了。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鬥爭,先打好這一仗,先爭取與劉超合作的學生,這是子彈,這七個人後盾是地下的。

   

     劉少奇將反對工作組的學生稱作「右派」,而且告訴女兒反對她就是不要領導,就是敵人。其實劉的邏輯,正是1957年反右後對付異議者旳慣用手法。反右以後,「所謂黨的領導,不是空洞的,而是具體的;承認黨的領導,也不是抽象的,而是具體的」,必須落實為「以具體的黨組織為核心」(吳傳啟,〈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〉,《中國青年》,1957年13期),「因此,反對黨的組織負責人,也就是反對黨組織;反對共產黨,就是反對人民。」(疾風,〈反對黨的某一個組織就不是反黨嗎?〉,《中國青年》,1957年18期) 後來,就據此而規定了劃分「右派」的標準。那麼,學生既然敢於批評和反對工作組長,自然就是反黨了。據劉國凱《文化革命簡析》介紹,許多院校裏仍然一片紛亂,許多學生公然攻擊「中央八條」,是束縛革命群眾的「條條框框」;他們攻擊工作組包庇黑幫壓制革命,揚言要從工作組手裏奪回文化革命的領導權。6月20日前後,北京三十九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組都被學生驅趕。在這種情況下,劉少奇等遂指示工作組進行反擊。從6月下旬到7月中旬,各院校工作組都大力進行「反干擾」,把一些學生(也有教師)打成「右派」,「假左派真右派」,「反革命」。不少人被整得神經失常,甚至有人自殺身亡。1966年8月5日,毛澤東在〈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張大字報〉對此評論道:「在50多天裏,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,卻反其道而行之,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,實行資產階級專政,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,顛倒是非,混淆黑白,圍剿革命派,壓制不同意見,實行白色恐怖,自以為得意。」由此可見,劉少奇在文革中遭受殘酷批鬥,百般凌辱,被折磨致死,確實是文革的受害者,不過劉少奇本人可能囿於階級鬥爭的慣性思維,但主要是為求明哲保身,對同僚和參與文革造反的師生大加撻伐,也同樣傷害了不少無辜的幹部和群眾。他對文革的惡性蔓延確實難辭其咎的。

 

    1981年6月27日至29日,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在北京舉行。全會審議和通過《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》。《決議》對建國以來黨的重大歷史事作出總結和評價。在該決議中,對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評價甚高:「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,鞠躬盡瘁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。他顧全大局,任勞任怨,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,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,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,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,費盡了心血。」其實,周恩來雖然保護過一些幹部和民主人士,但這是在毛澤東的同意和授意下進行的。這些被他保護的人,都是毛澤東不欲打倒的人,至於毛澤東要打倒的人,周恩來不但不會去保,而且還要加以整肅。據司馬清揚、歐陽龍門《新發現的周恩來》記載,1966年5月,中央成立了專案組,這是與中央文革小組並列的機構,直接對毛澤東負責。專案組下設四個分組,分別有周恩來、康生、陳伯達和安子文負責,而周恩來就是這些專案組的總負責人。以後這些專案分組的負責人雖然有所變化,但是周恩來卻一直擔任這個總負責人,直到去世。中央專案組在其成立之後,各省、自治區、直轄市等也搞了不少類似的專案組。專案組存在期間,辦了大大小小無數冤假錯案,周恩來作為這些專案組首要負責人當然要負最主要的責任。具體而言,對於那些被打倒的高層人士,都必須有毛澤東、周恩來的簽字、批准。何人要被軟禁在北京衛戍區或送到外地隔離看管,以及何人要被關進秦城監獄等,均要由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旨意視具體情況而定。比如,劉少奇是毛澤東文革運動當中首要被打倒之人,周恩來對此心知肚明。在對劉少奇的處理方面,周恩來是相當嚴厲的。劉少奇先被在自己家中隔離起來,劃地為牢,再交由「群眾」批鬥,隨後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,以至後來劉被定性為「叛徒、內奸、工賊」以及轉移到河南開封而死於當地,周恩來對此都無可推諉的責任。

   

     如今文革已經過去五十三年了,不僅青年人對文革的歷史認識模糊,甚至經歷過文革的老年人,都對文革的歷史認識產生不少偏差,究其原因,很大程度上是受到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〉的影響。〈決議〉宣稱:「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、江青等人,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,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,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。」這樣,似乎只有毛澤東重用過的林彪、江青集團在文革期間犯下了禍國殃民的罪惡,與其他領導人無關。加上未能接觸原始史料,不少人遂將文革歷史簡單化,以為只有毛澤東、林彪、四人幫等應對文革的災難負責,而很少人注意劉少奇、鄧小平、周恩來等受文革壓迫者,同樣要對這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負責。他們都曾對運動的發展推波助瀾,對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不加援救,甚至落井下石。當然,單純指責這些人缺乏道德勇氣,或者說他們身不由己,是粗疏的解釋。要防止出現文革這樣的歷史悲劇,必須在重新審視歷史真相的基礎上,探討促成文革的深層原因,才能理解在當時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支配下,為何幾乎全國上下,無論中央首長,還是幹部群眾,幾乎所有人都參與了這場政治運動,而且不少人有意無意中說了不少違心話,參與了對別人的揭發、批判和迫害,留下了歷史的污點。

所有評論

巨浪 - 2019年05月16日 07:00

文革是「偶然」發生的。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,「偶然」發生的悲劇無數,這類現象稱作歷史的「偶然性」,是「偶然」會發生的。共產黨「偶然」出現了,文革亦「偶然」誕生了,一群不幸的人「偶然」遭遇災難,能怪誰呢?既然是「偶然」,誰也不負有責任。

 

歷史一般久遠,歷史片段太過零碎,記憶亦漸漸模糊,文字紀錄凌亂不堪,真相大多觸摸不及,事實對錯難分。人世間殘留一個道理 : "歷史只是一個「偶然」"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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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ntchan19546126 - 2019年05月16日 10:57

「文革」今天叫做「探索」並非活刧,當年做了贖罪祭的王張江姚不久將會「平反」討回公道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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