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信報》自由的國度:前往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前的暑假,友報為我做了一次專訪,我說我受了這個城市莫大的恩惠,將來一定會回港服務。訪問刊出時,只見大字標題〈盧安迪立志回饋香港〉,使我既汗顏得無地自容,又感到一種強烈的責任和使命。

讀大學的頭兩年,我一直計劃畢業後,留在美國讀研究生,再在美國大學任教幾年,然後便回到我生於斯、長於斯的家鄉。

教我汗顏得無地自容

然而,在大學生涯的下半部分,我卻有了一些新的觀察和想法,特別是我認識了普林斯頓經濟學系榮休教授鄒至莊。鄒教授在求學階段來到美國,留在這裏工作了一個甲子,但自六十年代起,他亦經常往返中國,先後擔任兩岸領導人的經濟顧問,有「台灣經濟起飛設計師」和「中國現代經濟學播種人」之稱。鄒教授的故事使我意識到,無論身在世界哪個角落,都有回饋家園的廣闊空間。

四年級時,我在報章寫了〈李陵與蘇武〉這篇文章,提到隨着時代發展,國際間的友好互動愈來愈多,我們在不同國家之間的遷移和工作模式亦更趨多元。曾鈺成先生在他的專欄評論我的文章:「安迪引詩句『孩兒立志出鄉關,學不成名誓不還;埋骨何須桑梓地,人間何處不青山』作結,像呼應李嘉誠先生的『此心安處是吾家』以及『我身本無鄉,心安是歸處』。」又一次教我汗顏得無地自容。

大學畢業後,入讀史丹福研究院前,我回到母校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早會作分享,提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湯瑪斯曼(Thomas Mann)的故事——他雖然從德國移居美國,但內心永遠承載着德國人的精神,所以他說:「我在哪裏,哪裏就有德國。」然後我說"Wherever I am, there is Hong Kong." 雖然在眾多長輩和朋友的鼓勵下,我一直沒有排除將來回港的可能性,但我幾年來一直在兩條路的臨界上掙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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