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信報》教育評論:連續3周討論大學收生,目的不在於要對議論,又或者尋找方案。而是有感於事情之所以引起廣泛的討論,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。
 

要是各方純粹為了抱一己之不平,或者從政者為了營造令政府與大學難堪的戰場,又或者當政者為了平息風波而尋求方便的解脫,都會很容易破壞教育體系的基本生態,而引發長期的危機;更可能因此而造成教育發展不可逆的倒退,令以後的問題更加難以解決。

相反,若是從議論的表象,剖析背後的種種因素,也許反而「壞事變好事」,轉危為機;把社會真正關心的問題,化為教育前進與政府政策的動力。那麼,有關的討論,才會帶來良性的結果,讓香港教育前進一步。

規模停滯 質量不前

大學收生的議論,背後的第一個因素,是有意願又有能力進大學的青年,不能如願進入心儀的大學。這裏面有社會實際的因素、心理因素、文化因素,也有香港高等教育政府政策的因素。

前數周本欄的討論,其實包含着兩個表面矛盾的觀察。一個是進入高等教育的青年愈來愈多,社會也需要年輕人接受更高層次的教育,而期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也愈來愈多。但是另一方面,由於社會的劇變,大學也開始逐漸出現中途退學的現象。

分析一下,這兩者其實並不矛盾。在中學的時候,引頸希望進入大學這條通往社會的獨木橋;是憧憬未來,期望大學帶來廣闊的天地。進入了大學,面對的再不是學業成績這類獨木橋,也是憧憬未來,超越大學畢業看到更廣闊的天地,不讀也罷,退學也沒有什麼大不了!

合起來考慮,高等教育的發展,也必然必須面對這兩方面的發展。一方面要與社會競賽,與時間競賽,與全球競賽,積極擴展高等教育。另一方面又要明白高等教育在新世代的使命,再也不能停留於學術學位與專業知識,而必須積極改革課程、開放學生的學習生活。簡化來說,一個是量——規模的擴展;另一個是質——形態的轉變。

大學入學議論背後的第二個因素,是香港高等教育本身的發展政策。前文提過,香港在1960年代以前,只有一所資助大學——香港大學——入學率不到1%。那是精英時代,畢業生主要是公務員與專業人員(後者也包含不少公務員,如教師、醫生、工程師)。但是其實也有聲譽甚佳的新亞、浸會、崇基、聯合,再加上嶺南、珠海等屬於「專上學院」註冊的院校,其實香港的高等教育,以精英時代來說,不算太弱。...(節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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